有一种很熟悉的工作节奏。
下午五点多，群里突然来一句：
今晚六点前把活动照片、签到表、工作台账、总结材料、现场截图全部补齐。
事情到底做得怎么样，可以明天再研究。
材料今天必须先交。
于是有人翻相册，有人补表格，有人开始写“取得了良好成效”，还有人发现真正的工作其实没完全收尾，但不要紧——先找一张看起来像“已经完成”的照片。
这种场景一点都不新鲜。
学校里有活动材料，项目里有过程材料，企业里有周报月报，信息化项目有验收材料，安全整改有截图和报告，基层治理有报表和台账。
这些东西当然不是天然有问题。财政经费要能审计，项目过程要能追溯，安全整改要有证据，公共事务更不能靠一句“我做了”就算完成。
真正麻烦的是另一件事：当证明一件事已经做过，开始比把这件事真正做好更重要。
这时候，材料就不再是工作的副产品。
材料开始反过来支配工作。
图：央视《焦点访谈》2025 年“为基层减负 促实干担当”节目画面。来源：央视网
一件事情为什么最后会变成一摞材料
原因其实很简单。
真实结果很难评价，材料很好评价。
一个社区到底服务得好不好，需要走进去看，需要和居民聊，需要看问题有没有解决。
一名教师教得怎么样，需要看学生的学习情况，需要长期观察课堂，需要允许不同学科、不同班级存在差异。
一个软件项目到底有没有价值，要看它有没有真实用户、出了故障谁处理、两年后还能不能升级。
这些都麻烦。
它们需要时间，需要专业判断，而且答案通常不整齐。
材料就方便多了。
有没有签到？
有没有照片？
有没有会议纪要？
有没有台账？
有没有 PPT？
有没有总结？
每一项都可以做成一个勾。
十分钟就能完成一次“检查”。
久而久之，管理者也会产生一种错觉：只要材料足够完整，工作就一定发生过；只要材料足够漂亮，工作大概还做得不错。
问题在于，现实不是这么运行的。
一份三十页的总结可以对应一个真正做了半年的项目，也可以对应一场两个小时的活动。
八张照片可以记录真实过程，也可以在十分钟内摆拍完成。
一套全部打勾的安全整改表，可能对应一个真正完成了权限收敛、密钥轮换和恢复演练的系统，也可能只说明“截图已经截完了”。
材料能够证明某些动作存在，却很难自动证明结果存在。
这已经严重到需要专门治理
如果这只是偶尔出现的办公室笑话，倒也没什么。
现实是，“重痕轻绩”已经被反复写进正式治理文件。
2026 年 2 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专门解释了“在督查检查考核等工作中搞层层加码、过度留痕”这一纪律问题。其中直接点到一种典型做法：把台账记录、工作笔记、上传截图或视频，当成工作是否落实的主要依据；看起来程序完整，实际却可能把“痕迹”当成“政绩”。2024 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已经把造成严重后果的层层加码、过度留痕写入纪律处分范围。
资料：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督查检查考核等工作中搞层层加码、过度留痕
2026 年 5 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一篇评论也直接批评了一类现象：工作完成得怎么样说得很少，过程讲得热闹；投诉受理了就当问题解决了；调研材料写得很精美，问题却还留在原地。
这类问题甚至已经从纸面蔓延到手机。
政务 App、工作群、在线学习、打卡、积分、转发、点赞，本来应该提高效率。结果一旦它们被用来证明“我完成了任务”，就会迅速长出新的形式主义。
2023 年，中央网信办把这种现象明确称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到 2026 年，新的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制度继续把重复填报、打卡签到、积分排名、功能异化列为治理对象。
资料：中央网信办：《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
图：关于基层重复填表负担的评论配图。来源：中国江苏网
学校里尤其容易看见这种逻辑
教育系统其实已经开始主动清理这些东西。
2025 年，教育部进一步部署中小学教师减负，明确提出不得把发文开会、留痕资料、台账记录作为评价依据，同时要求精简数据填报和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省级“进校园”白名单总量一般控制在 10 项以内，每所学校每学期各类进校园活动原则上也有限制。
资料：教育部办公厅：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
更早一些的地方白名单文件甚至写得更直白：不得强制接龙打卡、报送总结、填写报表，防止“重留痕轻实效”。
这背后的逻辑和大学里很多事情其实很像。
做一个活动，本来应该问：学生有没有真正参与？有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值不值得明年继续做？
结果最后常常先问：
照片拍了吗？
新闻稿发了吗？
签到表呢？
总结交了吗？
于是最擅长做事的人未必占优势。
最熟悉“一个活动应该留下哪些文件”的人，反而越来越吃香。
这不代表材料完全没用。
它说明了一件更尴尬的事：当评价者没有时间、能力或者意愿接触真实结果时，材料会自然变成现实的替身。
数字化有时只是把纸质形式主义换成了电子形式主义
以前填一张纸表。
后来觉得效率太低，于是建了系统。
再后来，系统 A 要填一次，系统 B 要填一次，群里还要再发一遍 Excel。
最后为了证明系统填过，还得截张图。
这就是数字化最讽刺的一种结局：
纸少了，填报没少。
北京石景山区 2026 年的一次基层报表梳理很有代表性。试点街道和社区最初梳理出 719 个报表、7741 个数据项，整合后形成 171 个报表、1744 个数据项，字段精简率超过 55%。
天津的“一张表”改革更进一步：通过数据共享和自动预填，市级报表数量精简 63%，数据项精简 53%。
这些数字很有意思。
它们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很多所谓“必须填”的材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可替代。
当真的有人开始逐项追问“这个表为什么存在”“这个字段谁在用”“这份数据是不是别的系统已经有了”，大量工作会直接消失。
所以问题从来不只是基层为什么爱填表。
还应该问：是谁在要求这些表？谁消费这些数据？如果没人用，为什么还要继续收？
最危险的地方，是大家会开始主动迎合指标
如果领导只检查有没有材料，最理性的做法就是先保证材料完整。
如果项目验收主要看 PPT，团队就会优先优化 PPT。
如果竞赛更容易展示“商业前景”而不是长期经营，团队就会把精力放到市场规模和融资预测上。
如果安全考核只看扫描报告，系统就会围着扫描器改。
如果学校要求 AI 率低于某个数字，学生就会开始研究怎么降低 AI 率。
我们前面已经写过这些问题：
这些事情看起来毫无关系，底层却有同一个规律：
人会优化评价指标。
你奖励什么，人就会生产什么。
奖励解决问题，就会有人想办法解决问题。
奖励材料齐全，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专业的“材料生产体系”。
而且后者往往更安全。
真实工作会失败。
材料很少失败。
解决一个复杂问题，可能半年以后仍然没有漂亮结果；写一份“阶段性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的总结，一个下午就够了。
于是整个组织会慢慢学会一件事：
风险最大的不是事情没做好，是事情没留下证据。
这就开始变味了。
有些材料应该存在，但它们应该从真实工作里长出来
我并不赞成把所有台账、记录、报告都砍掉。
很多场景恰恰需要更严格的证据。
财务需要流水。
安全操作需要审计日志。
科研需要原始数据。
软件上线需要构建记录和版本信息。
采购需要合同和验收依据。
问题是，这些证据最好伴随业务自然产生。
比如软件项目，与其让开发者在结题前专门做一份“研发过程截图集”，不如直接看 Git 历史、CI 记录、部署日志、Issue、监控数据和真实用户反馈。
创业项目，与其反复让团队更新“预计营收”，不如看银行流水、纳税、合同、发票和用户。
活动效果，与其看十张合影，不如抽几个参与者问问他们到底获得了什么。
安全整改，与其看一张“配置成功”的截图，不如现场验证攻击面、权限和恢复能力。
好的证据贴着现实长。坏的证据需要专门摆拍。
真要减负，应该砍掉“证明自己很忙”的劳动
图：广西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基层减负监督。来源：广西纪检监察网
我觉得真正有效的改革至少应该有几个原则。
首先，同一份数据只填一次。
一个系统已经有身份证号、学号、部门、项目名称，另一个系统就别再让人重新复制。
其次，能自动生成的证据，不让人手工截图。
系统日志、时间戳、提交记录都比一张手工截图可靠。
第三，检查结果，少检查动作。
不要问开了几次会，问问题有没有解决。
不要问写了几篇总结，问用户有没有得到服务。
第四，谁要求报材料，谁说明这份材料拿来干什么。
如果一份表半年没人打开过，明年就应该优先取消。
最后，允许真实工作看起来不漂亮。
一个真正复杂的项目，本来就可能延期、失败、返工、改方向。
把所有项目都包装成“圆满完成、成效显著、反响热烈”，除了让总结材料越来越像同一个模板，对现实没有任何帮助。
真正值得担心的，不是材料多
材料多一点，人最多累一点。
更深的问题在于：
当一个组织长期奖励“看起来完成”，人会逐渐失去“真正完成”的动力。
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怎么把一个普通活动写成“品牌项目”，怎么把一个没上线的软件写成“平台建设成果”，怎么把一次普通会议写成“形成长效机制”，怎么把还没产生效果的事情提前总结成“取得阶段性成效”。
每个人都很忙。
每个文件夹都很完整。
每张表格都有负责人。
每项任务后面都有一个绿色的“已完成”。
然后某一天，真正有人问：
问题解决了吗？
办公室突然安静下来。
我越来越觉得，评价一项工作的最低标准其实没那么复杂。
如果事情确实做成了，材料朴素一点没什么。
如果事情根本没做成，材料再齐全，也不应该把它变成成功。
一件事干成了但材料不漂亮，不该输给事情没干成但材料齐全。
否则我们最后训练出来的，就不是一群会解决问题的人。
而是一群非常擅长证明自己解决过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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